乾隆元年，即公元1736年，紫禁城里迎来了新皇帝的一幅画像。这幅画描绘的是刚刚即位的弘历，他身着明黄色的朝服，头戴冬朝冠，坐姿端正。与影视作品中所呈现的形象截然不同，画中的他没有浓眉大眼，也没有夸张的英俊轮廓。此时的弘历，面庞较长，双颊略显瘦削，眉毛细而舒展，眼睛并不大，鼻梁修长，嘴唇较薄，轻微上扬，年轻的面容上还带有淡淡的胡须。这幅画的创作者是一位来自意大利的宫廷画家——郎世宁。经历了两百多年后，观众常常被演员演绎的乾隆形象所吸引，或是潇洒帅气，或是气宇轩昂，亦或是风流倜傥。然而，郎世宁笔下的弘历，却显得清瘦内敛，甚至有些平凡。人们不禁要问：为何一个外国画家会成为我们识别乾隆真实面貌的重要参考?

新皇帝坐下后，画师却不能简单模仿西方的绘画技巧。郎世宁本名朱塞佩·卡斯蒂廖内，1688年生于意大利米兰，年轻时接受过系统的欧洲绘画训练。1715年，他来到了中国并迅速被召入宫廷，成为康熙晚年的画师。欧洲的肖像画注重写实，强调光影、明暗、肌肉与骨骼的结构，画家需要尽可能表现出细腻的明暗关系和面部的立体感。然而，清朝的皇帝画像不同，它具有礼制的功能，不能像欧洲画作那样运用强烈的阴影，面部轮廓也不能显得过于夸张。正面朝服画像需体现端庄与威严，人物必须在画面中央，其神态必须符合帝王身份。因此，郎世宁调整了自己的绘画风格。他保留了西方绘画对五官比例、皮肤质感和立体结构的观察，并减少了明暗的对比；同时，他使用中国的毛笔、绢和矿物颜料，尽量避免传统肖像中过于程式化的脸部特征。相关研究表明，在1736年的《乾隆皇帝朝服像》中，乾隆的面部出自郎世宁之手，而服装、地毯等则展示了细腻的描绘与透视效果。这也解释了这幅画像为何显得独特：既不完全是典型的欧洲油画，也不是传统帝王像那样的完全平面。画中的乾隆，与演员通过镜头、化妆及灯光塑造的形象大相径庭，他的面部轮廓显得清瘦、眼睛略小、眉毛颜色较淡，颧骨和下颌线条也没有被夸大。这样的五官组合，在现代审美中或许未必显得突出，但却更加贴近当时的真实观察。

然而，单凭一张画像并不足以揭示更多的细节。三年后的乾隆四年，即1739年，郎世宁又为他绘制了一幅戎装骑马的画像，这幅画提供了另一种观察视角。当年，乾隆前往京郊检阅八旗官兵，郎世宁将他描绘成一位身穿铠甲、腰悬弓箭、骑在骏马上的年轻统治者。画面中，乾隆与马的体积感明显，云层、草木和远山则融合了中西绘画特征。这一次，乾隆不再是坐在宝座上，身体稍微侧转，面部展示出不同于正式礼仪的姿态。然而，细看之下，面貌依旧如前：眉毛细长、眼睛不大、鼻梁偏长、双颊较窄、下颌收束。尽管盔甲和坐骑增强了他的威严感，他的面貌却保持不变。故宫博物院的研究者表示，这幅《乾隆皇帝大阅图》虽然没有画家署名，却从风格和技艺上判断，极可能是郎世宁独立完成的。这幅画不仅展示了乾隆的军事形象，为即位初年的朝服像提供了再次印证。尽管服饰、场合和姿态发生了变化，但他的面部特征依旧一致。郎世宁显然不是一台照相机，作为宫廷画家，他无法完全无修饰地记录皇帝的样子，画面需遵循礼制，同时突出年轻、端庄和君王威严。故宫学者同样指出，郎世宁在绘制乾隆“御容”时也运用了美化手法。因此，所谓的“真实相貌”应被理解为，在摄影技术传入中国之前，最接近当代的视觉记录，这已远比后世想象中的形象可靠。

电视剧中的乾隆最先要符合剧情设定，青年时期显得俊朗，南巡时风流倜傥，晚年则威严赫赫。演员的脸型、眉眼和身材都是为观众理解角色而服务，难以承担复原历史人物相貌的责任。而郎世宁的面临的要求则截然相反：他可以进行美化，却不能把皇帝的形象画得完全不同。对于见过弘历的乾隆本人、后妃、皇子和大臣而言，若画像偏差过大，显然难以在宫中长久存在，更不可能多次用于朝服像、宴乐图、射猎图和大阅图等场合。

1766年，郎世宁在清宫供职近半个世纪后去世。乾隆对此特别下旨，称赞他在宫中的勤恳表现，并给予银两以供丧事之用。这位远道而来的意大利画家，最终以宫廷画家的身份安葬于北京。虽然他并未得见乾隆的晚年，但早已为这位皇帝留下了青年来朝服、骑马检阅及宫廷生活等多种形象的生动记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