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月12日，德国的20座城市同时爆发示威活动，约有15万人走上街头，其中柏林、汉堡、慕尼黑等城市均参与其中。抗议者的标语直截了当，要求“立即取缔德国选择党”，并声称“民主不需要其他选项”。此次示威由公民团体“Prüf”发起，其主要目的就是促使联邦宪法法院采取措施制裁选项党（AfD）。

这场示威的导火索是9月6日萨安州的选举结果，AfD以43.8%的选票获得了惊人的胜利，较五年前的20.8%翻了一倍多。而基民盟则从37.1%大幅下滑至17.2%，遭遇重创。这是二战以来，极右翼政党在德国联邦州内首次取得如此显著的胜利，AfD距离单独执政仅差三席，它在83个议席中赢得了39席。尽管所有主流政党拒绝与其结盟，维护了一定的“防火墙”，但这一防线显然已经岌岌可危。

萨安州的情况并非偶然，该地区人口相比1990年减少了四分之一，平均年龄达到48.3岁，成为德国最老的州之一。许多工厂关闭，年轻人纷纷迁移，留下的居民在选票上表达了他们的失望与愤怒。AfD候选人西格蒙德在竞选中声言要“恢复我的美丽、古老、安全的德国”，引发了在场人们的共鸣。

当前德国的经济形势更令民众感到失望。德国工业联合会早在4月就预测，2026年工业增长“最多只会停滞”。数据显示，3月工业产出环比下降了0.7%，同比更是下滑了2.8%。高企的能源价格和萎缩的制造业订单，让欧盟委员会将德国的增长预期下调至仅0.6%。

面对这样的经济困境，主流政党的应对措施是劝说选民“再忍耐一段时间”。不论是能源转型、还是接纳难民和物价上涨，政府都要求民众耐心等待。而此时，AfD则向那些失落的选民伸出了援手：“不用忍耐，来这里坐下吧。”这种简单直接的呼吁在东部地区取得了明显的效果。

要取缔AfD，法律门槛之高令人沮丧。基本法第21条的规定虽然明确，但早在1956年，联邦宪法法院就设定了取缔政党的标准，要求政党必须表现出“主动攻击性”且实现反宪法目标“不仅仅是微不足道”。战后的七十多年中，只有两个政党被成功取缔，其中最晚的案例也是在1956年的德国统一社会党。2017年，联邦宪法法院驳回了对极左派NPD的取缔申请，尽管法院承认NPD确有反宪法的倾向，但认为其影响力微不足道。如今，AfD的全国支持率达到了29%，这远超过当年的NPD。支持率虽然高，但同时也让取缔其政治风险加大。

法律界也在积极推动取缔程序，至少有1051名律师联名发表公开信，呼吁启动这一进程。然而，联邦议院对此的反应却相对冷淡。联盟党议会党团副主席克林斯就直言，与其讨论取缔，不如下决心在政治上削弱AfD。

联盟党主席默茨的犹豫不决同样出于顾虑。一旦启动取缔程序，审理过程可能会持续数年，期间AfD完全有可能把自己打造成“被体制压迫的受害者”，进一步提升其支持率。社民党议员也坦承，取缔的合宪性问题并不是由联邦议会来判定。

而在党代会上，AfD的魏德尔获得了81.3%连任票，显示出权力的高度集中。她提倡重启核电站、修复北溪管道，并主张拒绝超过一百万庇护申请被否决的难民。同时在外交政策上，呼吁减少对乌克兰的援助并重新评估与俄罗斯的关系。这一套政策在东部和西部都找到了市场，数据显示，AfD的支持率高达29%，而基民盟和社民党的支持率分别为20%和13%。

尽管柏林的示威同时也遭遇了AfD的反集会，两者在街头对峙，但示威人数依旧无法改变议会席位的分布。Campact的负责人鲍茨在示威现场表示：“公民社会各界人士纷纷走上街头，以阻止宪法敌人获得政府权力。”然而现实是，宪法法院的门槛不会因为街头参与者增多而变得更低。

德国工会联合会法兰克福分支的主席雅克斯则提出更加切实的观点：“仅靠政治行动试图削弱极右翼势力的做法已经失效。”的确，AfD并不是在一次选举中突然崛起的，而是经历了多年主流政党治理失效的积累而逐步壮大的。

萨安州的选举结果与柏林的示威呼声，实际上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。选民用选票表达愤怒，而另一部分选民则用脚步表达恐惧。尽管双方都渴望民主，但对民主的理解却截然不同。随着对AfD取缔呼声的提升，其支持者愈发感到被围剿，从而形成恶性循环。这种循环一旦启动，靠法律程序便难以停止。要真正阻止极右翼势力的崛起，关键不在于禁令，而在于让选民相信仍有希望，生活依然可以美好。萨安州的选民选择支持AfD，并不是因为认同极右思想，而是因为在他们看来，其他选择已经无路可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