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0年10月，在北京中南海，彭德怀接到了毛泽东的谈话通知，原本以为是汇报西北地区工作的事务。彼时，他刚刚走出长期战斗的阴影，肩负着西北军政建设的重任，却未曾料到谈话的中心竟是出兵朝鲜。随着朝鲜战争爆发，战火迅速逼近鸭绿江，美国主导的联合国军已越过三八线，局势变得极为严峻，超出了朝鲜半岛内部的冲突范畴。新中国是否出兵，不仅影响东部边境的安全，也关乎新政权的稳定与发展。

毛泽东曾考虑过粟裕、林彪等著名将领，但因粟裕身体状况欠佳，林彪亦因健康原因无法承担这一重任，最终具有丰富战斗经验和统筹能力的人选落到了彭德怀的身上。彭德怀没有立即答应此任，他清楚，朝鲜战场与内地作战完全不同，需要应对现代化装备的敌人，并且是在不熟悉的地形中进行大规模作战。此外，国内百废待兴，西北地区还需要继续进行剿匪、恢复生产和边防建设，任务十分艰巨。

在交谈中，毛泽东询问了西北的工作由谁来负责。经过短暂思考，彭德怀提到习仲勋的名字。这个并非临时决定，习仲勋在西北工作多年，对陕甘宁地区的党政军情况非常了解，革命战争时期，他便是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创始人之一，在随后的政权建设中积累了丰富的治理经验。彭德怀擅长指挥作战，而习仲勋则在党政和群众工作及根据地建设中表现出色，二人虽风格各异，但恰好形成互补。

西北地区幅员辽阔，民族众多，既需恢复经济，又需要处理复杂的社会关系，单靠军事手段显然无法奏效。到了解放战争后期，习仲勋已是西北解放区的重要领导，1949年后，西北基本解放，彭德怀负责军事统筹，习仲勋则参与地方治理、经济恢复及社会秩序建设，早已身处关键位置。因此，彭德怀前往朝鲜后，习仲勋实际接任西北地区的军政工作。需强调的是，习仲勋并非继承彭德怀的所有军事职务，而是主要负责西北地方党政和军政委员会的领导，原有的军事指挥团队依旧维持各自职责。

这种安排也解释了为何某些历史叙述中说“习仲勋接替彭德怀，执掌西北”，虽然从工作层面来看是合理的，但若误解为单独担任西北军区司令就会混淆军区与地方的领导职能。习仲勋接手的西北并非一个稳固的地区，战争带来的交通、农业及财政困境尚未完全恢复，某些地方仍活动着土匪，边疆治理与民族团结工作也需要进一步投入。对地方干部而言，难的不是发布命令，而是真正落实到基层。

他将工作重心放在恢复生产、稳定秩序和改善民生上，尤其农业作为西北经济基础，水利、耕地、种子及农具等都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。同时，当地政府还需清理战争遗留问题，建立新的行政体系，以便将解放区逐步从战时状态过渡到建设阶段。有趣的是，面对联合国军的飞机与重炮，彭德怀在朝鲜奋战，而习仲勋在西北面临的攻坚战则是财政紧张、交通不畅和生产滞后等问题，战场虽不同，但压力却依然沉重。

1950年10月19日，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跨过鸭绿江，10月25日发动第一次战役，彭德怀担任志愿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，邓华、洪学智等将领共同指挥。经过一系列战斗，志愿军迫使联合国军退回至三八线附近，朝鲜战局由单方面的推进转向了胶着状态。彭德怀赴朝后，西北的军政工作连续性得以维持，这缘于领导班子的明确分工。习仲勋并不是突然被推向前台，而是在长期的革命实践和地方治理中成长起来的干部。彭德怀的推荐，既出于他对习仲勋的了解，也恰好符合当时西北的实际需求。

随后，朝鲜战场经历了上甘岭战役、金城战役等重大作战，双方于1953年7月27日签署了停战协定。在国内，习仲勋则继续承担恢复与建设任务，彭德怀奔赴前线，习仲勋坚守西北，反映了那一时期中国军政布局中的重要分工。